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新经济新业态蓬勃兴起，催生了网约车司机、外卖员等新型劳动群体。据统计，全国约有8400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占全国职工总数的21%左右，呈日趋增长趋势。然而，传统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无法有效适用于这些灵活就业形态，导致大量新业态劳动者无法获得应有的社会保障与法律保护。

一、当前存在的问题

一是劳动关系认定困难。平台企业采用转移风险的方式来降低用工成本，将劳动关系外包给第三方企业，或以合作、加盟等方式用民事关系取代雇佣关系。在快递行业，快递员被要求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与企业形成所谓的“合作关系”，削弱了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法律基础。

二是社会保障覆盖不足。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个人负担远高于单位参保员工，导致参保意愿普遍不强。对于无法被认定为劳动关系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养老、医疗保险、工伤、失业保险等权益如何保障，目前均无专门法律法规予以规定。平台为规避责任，将自身定位为信息服务中介，不承担安全与卫生保障义务，转嫁为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义务。

三是职业风险保障缺失。新业态从业者面临较高的职业伤害风险，尤其是外卖、快递、网约车行业从业人员。当前我国工伤保险制度难以将这些灵活就业人员纳入赔付范围。即便平台为从业者购买了商业意外险，保障水平也不足。新业态从业者一旦发生重大职业伤害事故，面临因伤返贫的风险。此外，新业态从业者也普遍缺乏疾病、养老等长期风险的保障机制。

四是争议解决机制滞后。新业态劳动者在维权过程中面临取证难、程序复杂、时间成本高等问题。传统劳动争议解决机制与新业态劳动者高流动性特点不匹配，难以及时获得有效法律救济。平台企业通过签订合作合同而非劳动合同，明确注明双方间无劳动关系，增加了劳动者维权难度。劳动仲裁和诉讼程序的繁琐和时间成本，也使得不少新业态劳动者在权益受损后选择放弃维权。

二、对策建议

当前，在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护方面，国内外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比如，欧盟创设“第三类劳动形态”保护模式，奥地利、德国、西班牙等国在雇员与自雇者之间增设中间类别，为平台经济从业者提供专门保障。美国加州通过法案，将“零工经济”工作人员重新定义为员工，赋予最低工资、健康保险等权益。长沙市人社局“探索开展新业态劳务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工作，实现新业态劳动者工伤保险参保制度，保障基本人身安全。长沙市雨花区推广“一站式”多元调处经验，提升新业态劳动者维权效率。长沙市天心区设立“红色之家”，为新业态劳动者提供休息、热饭、充电、学习等服务。在学习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是构建本土化新业态劳动关系保护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应主导推动“劳动关系三分法”立法，在传统劳动关系和非劳动关系之间增设“类劳动关系”类型，并在法律修订中明确规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法律地位。法工委应将新业态劳动关系立法纳入立法计划，推动形成适应新经济形态的劳动法律体系。发改委应将平台企业劳动者权益保护情况纳入信用评价体系，强化企业社会责任。

二是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应共同设计适应新就业形态特点的社会保险制度，降低参保门槛，实现“多缴多得、少缴少得”的梯度保障。地方人社部门可借鉴长沙经验，针对性推出新业态劳务从业人员工伤保险制度。银保监会应推动商业保险机构开发针对新业态劳动者的专属保险产品，作为社会保险的有效补充。

三是优化劳动争议解决机制。最高人民法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应联合制定新业态劳动争议处理指南，统一司法标准。各地级市法院可参照互联网法院做法，开通网上劳动争议处理平台，实现线上立案、调解、审理一体化。县区级人社部门、司法局应在新业态劳动者集中区域设立专门调解组织，提供便捷高效的维权服务。省级高院应定期发布新业态劳动争议典型案例，为基层司法实践提供指导。

四是建立多方联动协同治理机制。国务院层面应成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工作协调小组，统筹协调各部门工作。地方政府可借鉴长沙市做法，成立由人社、发改等多部门组成的联席机制，形成保障合力。各级工会组织应在新业态企业和新业态劳动者集中区域建立工会组织，为新业态劳动者提供法律援助、生活帮扶等服务。平台企业应与行业协会共同建立行业标准，保障新业态劳动者合理工作时间、收入水平和职业安全。

五是提升数字化服务能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应牵头建立全国统一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平台，实现社保参保、权益维护、技能培训等一站式服务。工信部应指导平台企业优化算法管理，避免过度考核导致的安全隐患。地方政府可参照“红色之家”模式，在新业态劳动者集中区域设立服务站点，提供休息、充电、学习等服务。

（作者：李夏怡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法官）